近日，一则名为“长征：可以成为一条文化线路吗”的报道引发热议。文中写道：长征红色遗产保护工作者杜凡丁和他的工作组，在近3年时间里，数次重走长征路，以文化线路的理念对长征进行梳理、辨识和解读，长征的丰富文化内涵，具有鲜明的历史文化主题和强烈的精神象征意义，由此可以把长征看作是一条“文化线路”……

　　长征，不仅是一条“文化线路”，实际上它也是一条“文学之路”。

　　1936年10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红军将士完成了史无前例的伟大的长征。此后，许多中外作家沿着红军战斗的足迹，重走长征路，用艺术再现长征的光辉历程，呈现有温度的文学叙说与思考……

　　1984年，一位76岁的外国老人踏访红军长征路，成为第一位重走长征路的外国记者。他就是美国记者、国际普利策新闻奖获得者、曾任《纽约时报》副总编辑的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索尔兹伯里沿着当年红军长征的足迹，从江西的于都河畔出发，最后到达了陕北吴起镇，历时74天，行程1.2万公里，完成了对曾经的长征、与长征有关的人物、事件的采访，并最终于1986年向世界贡献了著名的纪实文学作品——《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三年后，《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被译成中文在中国大陆出版发行。

　　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的中文版自序中，索尔兹伯里谈到了他写作此书的缘起和采访、写作过程。索尔兹伯里受到斯诺《红星照耀中国》的影响，从中得到了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的初步印象，同时对他们的目标和救国抱负，对他们的艰辛和牺牲精神，也有了了解。而且，索尔兹伯里与斯诺多次交谈，加深了对长征的兴趣，受到斯诺“总有一天会有人写出一部这一惊心动魄的远征的全部史诗”的激励，下决心实现斯诺这一遗愿。尤其是上世纪70年代中美政治关系的好转，以及中国方面和相关专家的帮助和协作，使索尔兹伯里完成了重走漫漫长征路的旅程，获得了许多关于红军长征珍贵的第一手材料。索尔兹伯里说，“亲身走过这段路程的人才能以现实主义的方式描绘出长征中的战斗和艰难困苦——特别是过雪山和草地”。在书中他以冷静客观的态度，对长征这一“激动人心的远征”，做出了自己的独特认识和解读，并通过对红军战士个体命运的描述，将红军长征融汇成一幅波澜壮阔的史诗画卷。

　　1987年，著名军旅作家魏巍创作出版了长篇小说《地球的红飘带》，受到文学界的广泛好评。而《地球的红飘带》，就是魏巍重走长征路后写出的史诗性的长篇巨制。聂荣臻为这部书作序说：“《地球的红飘带》是用文学语言叙述长征的第一部长篇巨著，写得真实、生动，有味道，寓意深刻，催人奋进。读完全书，我仿佛又进行了一次长征。”

　　魏巍在《地球的红飘带》卷首语中说，“长征是我心中的诗。自我投身这支军队之日起，就一直倾慕着它，向往着它。可是由于它本身非凡的壮丽，一想到从文学上反映它，就自愧才疏学浅，因而却步。现在随着岁月过多地流逝，不得不提笔了。”魏巍心中的这一信念，成为他写作长征题材最早的精神动力。

　　但是，魏巍毕竟没有参加过长征，又不能完全凭史料来创作，于是他决定自己沿长征路走一遍。刚开始他从福建到江西境内，参访红军在这一带活动的旧迹。1983年魏巍再出发，不顾身患心脏病，正式重走长征路，计划先去四川，再往北走。这年夏天，魏巍夫妇到达大渡河一带实地走访，看到了红军攀登的一座雪山——夹金山，他拄着双拐走访老乡，详细了解红军过雪山的情况。1984年7月，魏巍又踏上了寻访长征的征途。这次，他们取道兰州走甘南进入天险腊子口，然后向南向东，途经甘肃、四川、云南、贵州、广西、湖南等省、自治区，历时4个月，详细考察了红军当时经过的艰苦路程和险关要隘。此行最后一站是桂北的兴安、全州，魏巍来到当年红军过湘江的界首、凤凰嘴等渡口，以及聂荣臻当年领导的红一军团阻击敌人的脚山铺。在重走长征路采访中，红军所经历的艰苦卓绝的战斗岁月，给魏巍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红军将士的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壮举，一次次撞击着魏巍的心怀，让他产生了强烈的创作冲动。

　　魏巍从兵败湘江开始写起，从湘江之战到遵义会议、强渡大渡河、与张国焘的斗争及过草地，在重走长征路上记下的当地民谣、传说等素材，也融入了小说中。三年后，小说完稿，聂荣臻看后，提笔写下序言，评价其为“史诗般的作品”。

　　2016年，知名党史专家石仲泉推出“走走党史”系列《长征行》的修订版。石仲泉长期从事思想理论和党史研究，深知如果不去作深入的党史考察和研究，坐在“书斋”里写党史，那就很难避免“概念党史”，生动性少，可读性差。在《长征行》的前言中，作者提出“走走党史”的原因——“要搞好党史的研究和写作，党史工作者应尽量走出‘书斋’，努力去感受和体验一下所研究的党史事件和党史人物。研究和写作党史，仅仅知道一些党史概念，通过文献资料了解些党史情况是不够的。凡有条件和可能，要尽量去感受和体验某些重要的党史问题，努力掌握第一手原始的、实际的可靠材料。”

　　在《百年潮》开设的“走走党史”专栏开篇中，石仲泉也曾经讲：“‘走走党史’，为什么要从走长征路开始？我们这一代人是在崇尚英雄、讴歌革命的环境中成长的。这个信念、这种价值观念是很难改的。我在研究党史，又产生了要‘走走党史’的想法，怎么走呢？这有一个选择问题。在青年时代，对长征就很向往；研究党史以后，对长征的认识更清楚了——红军长征是我们党在中华民族史上和世界战争史上创造的一个奇迹，是80多年波澜壮阔历史最惊心动魄、也最精彩感人的篇章。因此，‘走走党史’，首先要走长征路。”

　　为此，作者利用六年的时间，重走了红一、红二方面军的全部长征路及红二十五军的部分长征路，足迹遍及中央苏区的赣南、闽西和赣西南等地，对主要历史事件的发生地、重要历史人物的重大活动情况作了深入细致的探究和分析。通过实地考察，石仲泉亲身感受到红军长征的悲壮历程，亲身体验了红军长征经受的艰难困苦，对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如遵义会议的历史转折作用有了新的感受，进一步感受到毛泽东对于红军和党的命运的巨大作用，丰富了对红军长征历程的认识，澄清了一些长征史实。

　　这些国内外作家“重走长征路”，不仅给他们提供了丰富不竭的文学源泉，彰显了他们的文学信念和文学理想，更印证了这样的文学真理——文学只有与民族的历史与时代的命运密切相连，才是最有生命力的文学，这样的文学才会受到人民的喜爱和欢迎！（杜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