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施金油画《森林的早晨》。希施金是19世纪俄国巡回画派最具代表性的风景画家,被誉为“森林的歌手”。

　　“满眼不堪三月喜,举头已觉千山绿。”宋代辛弃疾以如此阔大的气势表现春色,体现了这位豪放派诗人的风格。不过,每次吟唱此诗时,我总习惯性地看看窗外那些参差不齐的树,且自然而然把“树”与“书”联系到一块:虽然它们都是给人欣赏和使用的,但跟书相比,却很少有一种树或一棵树被人斥之“劣质”。这既是古往今来人类对树总有挥之不去情绪的原因,又是“树”与“书”的本质区别。

　　春回大地的急先锋——柳树,虽极普通,田边地头、村前屋后到处生长,却有“木秀于林”的独特风格。唐代诗人贺知章咏出“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的千古绝唱,白居易借柳感慨:“一树春风千万枝,嫩于金色软于丝。”喜欢栽柳且做过柳州刺史的柳宗元,却借点赞柳花抒发壮志难酬的悲愤:“开从绿条上,散逐香风远……无意似多情,千家万家去。”

　　还有,清代西征大将军左宗棠抵御外敌保卫新疆征战途中栽种柳树,形成“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的壮美柳林景观,被称为“左公柳”;“柳暗花明又一村”令多少“山重水复疑无路”的战略家、经营者乃至文人墨客起死回生或笔下生花,成就了一幅幅意境无限的“成功图”和“水墨画”。

　　其实,面对五花八门、争奇斗艳的树类,人们虽乐于咏柳颂柳,但围绕树的诸多故事被代代相传的却很多。“洪洞大槐树”已在炎黄子孙心中深深扎下了认祖归宗之根,被视为“家”、称作“祖”、看作“根”;黄梅戏《天仙配》里的大槐树,成就了一段凡人与仙女的良缘,让人触摸神灵、抵达智慧;同样是槐树,北京景山的那棵不仅结束了崇祯皇帝的命,也结束了整个大明王朝。

　　对于这棵槐树,许地山先生的《上景山》有一段话始终让我记忆犹新:“从山上下来,崇祯殉国的地方,依然是那棵半死的槐树,据说树上原有一条链子锁着,庚子联军入京以后就不见了,现在那枯槁的部分还有一个大洞,当时的链痕还隐约可见,义和团运动的结果,从解放这棵树,发展到解放这个民族,这是一件多么可以发人深思的对象啊……”许地山毕竟不是历史学家,他有更多文人的浪漫与想象。

　　“泰山五大夫松”“嵩山嵩阳观汉武帝封的‘大将军’的古柏”“武则天封的柏五品大夫”等都幻化成不朽诗篇。国外的树也一样,“白雪公主”喜欢住在大森林里,“灰姑娘”偏爱在丛林和榛树中穿行,“人猿泰山”更是在丛林中茁壮成长,美国自然保护组织成员“蝴蝶”为保护门前一株杉树不被砍伐,竟在树上生活多年,真正成了意大利作家伊塔罗·卡尔维诺笔下“爬到树上的人”。树既可怀古、寄情、送别,更能叙事、抒怀、励志……

　　英国自然文学大师理查德·杰弗里斯在他的《英格兰乡村生活》中写道:“一年当中,橡树会展示三种各具风情的美。春天,蓓蕾幼芽给树木涂上一抹浅淡的红晕;夏天,硕大茂密的墨绿伞盖无可匹敌;秋天,随着树叶飘零、橡果落地,橡树的颜色变成了暗黄、棕褐。与橡树的高贵优雅相比,可怜的月桂树显得格外平淡乏味。榆树一样也有自己独特的美。春天榆树早早就发芽、开花,蓓蕾的一树红晕与新叶的一抹嫩绿相映生辉;而秋日降临时,整片榆树林有时看上去就如同一团金黄的烟云……”他用精妙的文字和广博的知识将这种欢乐呈现给读者,让人在阅读时尽享自然的宁静、生机、包容。

　　与中国人对柳树的浪漫诗意不同,西方文学家对柳树却有另一番想象。英国剧作家、诗人、杂文作家尼古拉斯·罗尔在《满足的牧人》中写道:“小溪和柳树听到了他的抱怨,可怜的柯林在哭泣,诉说着他的痛苦:啊,柳树,柳树;啊,柳树,柳树……”《哈姆雷特》中,在一棵歪斜地生长在小河边的柳树下,奥菲利娅跌进了她水中的坟墓。托尔金的《魔戒三部曲》中,老柳树的形象已经成了一个狡猾的怪物……

　　文学家笔下的树木都可以蕴含着人性与思想,最常见的当然是以松柏形容一个人的品格,《论语·子罕》有:“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庄子·让王》则以桑木破瓮比喻贫寒人家:“蓬户不完,桑以为枢而瓮牖,二室,褐以为塞。”汉代刘安《淮南子》以桑榆暮景比喻人已到了垂暮之年:“日西垂景在树端,谓之桑榆。”而《孟子·告子》则以杞柳比喻人性本无善恶之分:“性犹杞柳也;义,犹桮棬也。以人性为仁义,犹以杞柳为桮棬。”

　　树虽与书谐音相同,书却有好坏之分,树却不然。树皆由“木”和“对”构成,寓意永远是对的。树在大自然中不张扬、不缠绵,每一种乃至每一棵树都蕴含着不同风格和意义,皆能吟成千古绝唱;即使同样一棵树,每个人也都能读出不同的寓意和启迪:松树的苍劲、白杨的挺拔、柳树的婀娜、银杏的丰盈、枫树的艳丽、槐树的庄重、榕树的坚韧……无论大树、小树,抑或直树、弯树,从没美丑之别、优劣之分,这也是树这本书的独特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