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7月，嘉兴南湖，游船启航，中国迎来了新的航向。一批又一批寄望挣脱旧日枷锁的青年，把深切的爱国情怀与坚韧的革命热情熔铸为对马克思主义的忠贞信仰，努力鼓舞青春中华之力量，厚植青春中华之根基。他们矢志不渝的救国强国之志，与当代青年的精神和信仰血脉相连。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成立于1936年6月的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在抗日战争中担负起培养新干部的任务，同时承担着培养各地爱国青年的使命。抗大的一切，正是中国共产党为挽救民族危亡所做努力的一个缩影。从1936年到1945年，抗大总校共招收8期学员，在9年多的时间里培养出众多出色的军事政治干部，寄托了党在特殊年代的红色希望。走进抗大学生的学习生活，了解他们的革命事迹，感知他们的爱国情怀，是一种缅怀，更是一种传承。

　　《我们的青春》（中国工人出版社）一书正是以1938年出版的《抗大动态》为线索支撑，将抗大学子虽身处艰苦环境，却能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丰富科学知识、提升军事能力、塑造崇高政治理念与奉献精神的经历娓娓道来。政治、军事、学习，与抗大紧密相连；抗战的、生活的、科学的教育，在抗大综合呈现；枪杆子、笔杆子、锄把子，是抗大学员的擅长之事。

　　“不爱红装爱武装”，在抗大，铿锵玫瑰将自己的红色青春融入国家的红色岁月，毅然绽放于风雨之中。1938年11月，党中央决定在抗大单独成立女生大队，即第八大队，由600多人组成。抗大中的女同学住在窑洞、吃在窑洞，广场和山沟是课堂，抬米、帮厨、背柴都由自己来。她们和男同学一样出操、站岗、打靶、投弹、紧急集合、急行军。巾帼新驻，天涯半边。“在历史转折的各个紧要关头，她们也都忠贞不渝，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

　　抗大的学员是“劳动者的先锋”，他们“真实地站在土地上”，是参加革命和生产劳动的实践者。大生产运动中，抗大学员开荒山、清杂草，种粮食、提单产。1939年，共开荒17831亩，收粮9900担，彻底粉碎敌人的封锁。抗大杂务人员是拥有另一种身份的“学员”，同样在抗大的课堂上汲取知识、收获成长，逐渐认识到：杂务工作也是革命工作，只要是对抗战有利的就是革命工作。

　　在抗大，训练即战斗，战斗即训练。抗大的课程共有三类，分别是政治课、军事课和文化课，军事课又包括游击战争、姿势教练、步兵战术与战略等。除了白天的理论学习和军事训练，学员们夜晚还要轮流站岗、放流动哨，以防敌人突袭。在日军的重重封锁和袭击下，抗大的第一课就是长途行军。一路上，学员们忍受饥饿和寒冷，与困难斗、与敌人斗。可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行军队伍仍然保持高度的组织性和纪律性，还会边走边唱，以乐观消除疲惫。

　　军事和政治同步发展，理论和实际交汇互通，学习和生活有机协调，是抗大组织思想中的核心。校园中，党中央领导多了一重身份——抗大教师。毛泽东曾讲述中国革命的战略问题，杨尚昆讲授各国论，何克全和吴亮平讲授政治经济学……抗大教学基本采用启发式，重视答案内容的正确性而非计分。教师与学生平等对话，促进思想直接传递，提升学生问题意识，也碰撞出更多思想火花。

　　尽管深处战火，抗大依然努力在与外界的交往中，听见世界的声音，也让世界听到自己。世界学联代表团到访抗大，代表之一雷克难说：“我们到中国来是带来了全世界人民对于中国的深切同情，我们带回去的是你们英勇斗争的事实。”苏联摄影师罗曼·卡尔曼、华侨女记者黄薇、瑞士记者沃尔特·博斯哈德，都曾在抗大留下珍贵记录。1941年，延安抗大三分校组建俄文队，在加强与苏联联系的同时，传播马克思主义。

　　“团结、紧张、活泼、严肃”，不仅是抗大的校训，更体现出抗大张弛有度的教育思想和人生哲学。学生们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与抗大丰富的文艺生活密不可分。作为群众性团体，救亡室负责组织各种文化体育活动，平均每半个月筹备一次娱乐晚会，汇集音乐、戏剧、魔术、谜语等节目。对抗大学子而言，“歌咏已经成为抗大生活的一部分”，戏剧和话剧是找到生活乐趣的常用表现形式。1938年12月，抗大文工团成立。这支由抗大师生组织的宣传队伍，在排演节目的同时，还担负起通信侦察等任务。

　　“秀水泱泱，红船依旧；时代变迁，精神永恒。”站在当下，回望过往，抗大学子的苦与乐、血与汗，亦能成为历史与现实的连接点，也提醒我们：在感知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之时，不要忘记慎终追远，以赤子之心与报国情怀，照亮和平年代的前行之路。（付筱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