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播剧《长安十二时辰》中集宦官和将军于一身的郭利仕颇为耀眼，他既是一人之下的亲信，又受万人之上的尊崇。我们不禁要问，唐代宦官为何能身披铠甲领兵作战，身负如此重要的使命？宋人孙光宪《北梦琐言》云：“唐自安史已来，兵难荐臻，天子播越，亲卫戎柄，皆付大阉。”世人多以宦官擅权的开端为安史之乱后，然而宦官擅权之蠹虫在开元天宝盛世之下便已蛰伏，直到安史之乱后才登上前台。

　　宦官的迅速崛起与高力士大有关系，高力士便是《长安十二时辰》中郭利仕的原型。胡三省所注《资治通鉴·唐纪二十六》云：“……高力士以恩宠，皆拜大将军，阶至从一品，犹曰勋官也。”所幸的是，深受皇宠的宦官高力士、杨思勖等人对玄宗忠勇可嘉，并未过分紊乱朝纲。

　　唐玄宗是在宦官扶持下得以登基主政的。他继位后，除宦官，再无人可信。宦官乃君主的家奴，既无家室妻小之累，又无君临天下之机，即使权势膨胀到极点，也不会威胁皇权，这是其最受信任而难以铲除的根本原因。通过科举入仕家庭耗费巨大，入宫为宦的家庭大多早已破产，因此，培养一位宦官比官员的成本低很多。相比士人，宦官关系更为简单，文化程度低，易知恩图报、拉拢控制。他们大多出身低微，对获取权力有着超乎常人的渴望。

　　玄宗时代土地兼并严重，边境战争不断，吏治败坏，均田制和租庸调制遭到破坏，府兵制无法实行。他试图通过另起炉灶，重新建立另外一套属于自身的人事系统扭转国家颓势，毕竟任何制度都存在“推而行之存乎人”（《周易·系辞上》）的问题。于是，作为传统官僚制度革新的替代方案，任用宦官就成为最便利的选择。

　　宦官开始出任或执掌军政大权，从中央到地方皆如是。在中央，使职差遣官往往变成了固定官职。皇帝有意让宦官出任各种使职形成了内诸司使官僚系统，开元以来，其制愈重（《全唐文·卷五百八十》）。同时，宦官担任监门卫将军在玄宗朝已是一项不成文的制度。唐朝京畿及宫城、皇城的戍卫工作由南北衙负责。左右监门卫隶属于南衙十六卫之二，监门卫将军统领监门卫，负责最重要的皇宫保卫。

　　杨思勖因在政变中投靠玄宗被封为左监门卫将军，高力士也担任过右监门卫将军，玄宗甚至称“力士当上，我寝则稳”（《旧唐书·高力士传》）。高力士为了除掉禁军将领王毛仲，便与北衙禁军龙武大将军陈玄礼互相策应，二人的合作一直持续到马嵬坡兵变，足见宦官获得军权的威力。

　　使职制让宦官在地方也获得了极大的军权。《通典·职官十一》云：“开元二十年后，并以中官为之，谓之监军使。”至天宝末年，由宦官出任地方监军已渐普遍。当时藩镇形成，充任监军使的宦官常常逾权插手藩镇军务，与朝中宦官里应外合，在牵制地方藩镇的同时也为滥权大开方便之门。

　　玄宗开创开元盛世，宦官多有助攻，他们迅速得势，成为帝国倚重的权力砥柱。奈何玄宗没有很好地理解“推而行之存乎人”的上句“制而用之存乎法”。“法”在“人”前，人心难测，唯有稳定的制度创新才能确保人心的良善。在玄宗之后，宦官频频参与帝国的重大转折事件，甚至在改朝换代的关键场合都有权宦的身影。

　　玄宗其子肃宗李亨继位后也特别信任、依赖宦官。马嵬坡兵变后，一直追随肃宗的宦官李静忠便是助李亨夺得大统的关键人物之一。李静忠后被封为元帅府行军司马，统领禁军大权。代宗李豫继位时，又是在李静忠的副手宦官程元振支持下才得以剿灭李静忠。程元振后被提拔为骠骑大将军，封邠国公，再次统领禁军。到代宗继位，统领神策军的宦官鱼朝恩也手握帝国军事大权，直到大历五年（770年）被杀。

　　在权力的更迭中，得势的宦官基本上遵循了“权宦轮流做，今年到我家”的定律，自李静忠至鱼朝恩，不过短短八年。德宗继位之初开始打压宦官，但为了镇压藩镇叛乱，又不得不再次任用宦官，兴元元年（784年），将军权再次授予宦官。此后，神策军由宦官统领成为惯例。宦官开始得寸进尺，一直到文宗都左右着皇位的更迭。《资治通鉴·唐纪六十二》载，文宗感叹：“赧（周赧王）、献（汉献帝）受制于强诸侯，今朕受制于家奴，以此言之，朕殆不如。”

　　文宗发动“甘露之变”（835年）试图反击，奈何权宦早有察觉，反被宦官收拾。直到昭宗天复三年（903年），地方节度使朱温大杀宦官后，宦祸才彻底消除。不过，正是权宦的存在才能对地方节度使有所制约，一旦一方倾覆，唐亡也就指日可待了。果然，四年之后，唐亡。

　　虽然宦官与将军看似不可集于一身，但这种人事任命是中唐以来三省六部制向使职差遣制转变的产物，更是玄宗及其子孙在面对中晚唐新形势下采取的革新之法。只不过，后世子孙只知照章沿用，不知警惕革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