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以来，泰州检察机关共办理性侵精神或智力障碍妇女案件14件。通过办案发现，残障妇女因无性防卫能力，极易成为性侵对象，且家庭、社会对残障妇女监护缺失问题突出，亟需尽快构建社会一体化监护体系。

　　一、犯罪主体呈现“两高一低”特点

　　1.年龄呈现高龄化。在14起案件中，60岁以上老人11人，占总人数的78.6%，由于丧偶、独居，缺乏家庭关爱，生活上缺少约束而心生歹念。

　　2.农村熟人群体占比高。14名加害人均来自农村，大多为无业人员、农民或工人，且熟人犯罪比例高达64.3%，犯罪起因多为邻居、亲戚临时起意，采取哄骗或小额利诱的方式实施犯罪，显现出农村地区已成为性侵残障妇女犯罪温床，熟人已成为性侵犯罪重点防御对象。

　　3.文化水平较低。78.6%犯罪嫌疑人受教育程度低于小学文化程度。该类犯罪主体法制意识欠缺，对性侵残障女性违法性存在错误认识。一方面，其认为对方未曾反抗，甚至笑脸相对，不存在违背妇女意志；另一方面，其认为自己曾给予精神残障女性金钱或衣食，性质属于嫖娼，不构成强奸罪。

　　二、案件办理存在发现、取证、定罪“三难”

　　1.案发地点隐秘多变，发现查处难。犯罪地点遍布农村厕所、农地、树林、空棚等多处无人之地，难以察觉。如兴化市院办理的张本年强奸案，犯罪嫌疑人曾两次在河边闲置屋、小树林性侵被害人，因其怀孕引起村支部书记警觉后案发。

　　2.案发时间跨度久远，形成证据链难。该类性侵案件侵害行为持续多发，由于被害人缺乏证据意识，易造成实物证据、视听资料难以提取，且被害人难以表达侵害过程，导致无法形成完整证据链条。

　　3.公安机关取证存在瑕疵，导致定罪难。公安机关在勘验、提取、鉴定环节取证不规范，认定发生性行为的直接证据极易遭受污染。海陵区院办理的张羊根强奸案，由于公安机关在提取笔录及提取痕迹、物证登记表中未给提取的被害人阴道分泌物编号，鉴定意见中的检材名称与提取痕迹、物证登记表的名称亦不一致，同时未拍照固定，无法证实提取的物证与送检的检材具有同一性，不足以采信，最终检察机关做出证据不足不起诉决定。

　　三、残障妇女的家庭社会监护体系存在盲区

　　1.监护人履行抚养义务被动消极。涉案的14名精神残障妇女中，有的曾多次走失、有的长期被家庭成员隔离，家庭监护仅限基本生活需求。高新区院办理的钱正和强奸案，被害人在五个月内曾四次走失，并遭遇性侵，监护人并未引起重视。

　　2.社会关注声音缺席。多起案件中加害人曾多次向同村人戏谑性侵过程，听众却无一人报案，甚至频频劝说家属私下解决，无形中成为“帮凶”，助长了加害人性侵弱势残障妇女的底气。

　　3.缺乏系统完善的监护保障体系。残疾人社会保障体系和服务体系尚未建立，未能整合财政、民政、人社、卫生、残联、扶贫等多部门职能，建立联动保障机制和动态更新的信息互通机制。

　　为有效预防和减少瞄准无性防卫能力妇女性侵犯罪的发生，检察机关建议：一是重点宣传惩防并举，提升全民守法意识。街道社区要联合公检法机关，下乡进村做好针对性普法宣传工作，定期开展道德课堂、法制讲座、典型案例举案说法，提升群众道德水平与法制意识。对社区内的特殊人群，如独居年长男性、前科劣迹人员等进行摸排造册，指定帮扶人员，给予一定的物质帮助和精神关心，防范犯罪发生。二是加强信息化监控力度，织密残障女性保护天网。加强农村户外监控覆盖面，铲除性侵死角。针对农村田地、树林、空棚、公厕等偏僻难查处增强监控密度和覆盖面，通过24小时无死角监控，避免农村地广人稀，成为犯罪温床。三是落实一体化有效监护，保障残障女性身心健康。建立家庭责任追究机制。对于精神残障妇女多次走失、或采取“私了”手段未积极维护精神残障女性合法权益的情形，社区街道应对监护人进行诫勉谈话，并要求其对精神残障女性日常生活情况定时汇报；建立侵害精神残障女性同步报送机制，社区、街道、妇联、医院需摈弃“清官难断家务事”的观念、一经发现性侵精神残障女性情形，立刻向公安机关报案。积极弘扬群众社会责任，鼓励社会大众在发现精神残障女性走失或人身、财产受到侵害的情况，主动协助司法机关办案，形成社会公众共同参与犯罪治理的新格局。

　　（高新区院 顾婧）